邵飘萍

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金华东阳，20岁进入浙江高等学堂（浙江大学前身）读书，中共党员、革命志士，民国时期著名报人、《京报》创办者，1926年4月2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。

9月底，秋光漫过北京西城的魏染胡同，《环球人物》记者跟随邵飘萍之孙邵澄，寻访藏在胡同里的百年报人风骨。

车子停在胡同南口，我们缓步往里走。大槐树枝叶交叠，漏下细碎荫凉，两侧青砖灰瓦的小院连成一片。老人闲坐在门墩上晒太阳，墙根摆着小菜筐，偶有游客路过拍照。

据邵澄介绍，这里地处宣武门以南，俗称“宣南”，是北京老城文脉扎根之地。清代，这片区域会馆密布、名流云集，也是戏曲兴盛的“梨园之乡”。清末民初，多家报馆落脚于此。1925年，邵飘萍创立的京报馆迁至此地。

往胡同深处走，京报馆的二层小楼映入眼帘。临街立面是西洋式砖壁装饰，大门配有古典门廊，在周遭一片老院落中间格外醒目。门楣上“京报馆”三个字，为邵飘萍亲笔题写。一进门的影壁墙上，“铁肩辣手”四个大字熠熠生辉。

京报馆。（本刊记者 陈佳莉/摄）

整座院落由临街小楼和两座坐北朝南的四合院组成。前院是当年报社编辑办公的地方，后院是邵飘萍一家的居所。

来往两院一般走东侧过廊，邵澄却领着记者拐进西侧一扇不起眼的小门。推门进去，胡同里的喧嚣瞬间被隔绝，院内安静清幽。“祖父常常深夜下班，就从这扇门抄近路回家。”邵澄听父亲讲，当年办公区经常落锁，不许家里的孩子们进入。

邵澄1953年在这座院子里出生，直至2018年搬离，中间虽有几年离京，但半生光阴都在此度过。2021年，京报馆正式对外开放，院落经过修缮，格局有所调整。如今在邵飘萍诞辰140周年之际，邵澄再次回到这座院落，说起旧时光景，依然如数家珍。

献身北京报界

1926年4月26日，邵飘萍遭军阀迫害遇难，年仅40岁。

邵澄没见过祖父，但跟祖母汤修慧在一个院里生活了几十年。他记得，祖母性情沉稳，晚年寡言少语，常独自坐在正屋门口沉思。“我们晚辈做成了事，告诉她，她也会高兴，但她极少主动提及往事。”

汤修慧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邵澄对祖父的了解，大多是从民国旧报中得来。他打小就喜欢泡图书馆，带一瓶水，钻进旧书刊阅览室，一看就是一天。

从那些泛黄的文字中，邵澄一点点拼凑出了祖父的人生轨迹。

邵飘萍原籍浙江东阳，少年成长于金华，求学期间便萌生新闻救国之志，后在杭州主持《汉民日报》，锋芒初露。其间，他因撰文抨击袁世凯、涉参与二次革命被捕入狱，后被迫东渡日本，磨练出了坚韧的性格，也坚定了以新闻报国的初心。

1916年7月，30岁的邵飘萍任《申报》驻京特派记者。汤修慧后来回忆：“从此，他以青年志士的姿态献身于北京报界。”

初入北京新闻界，邵飘萍很快发现：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资讯多被外国通讯社垄断。他决意破局革新，抵京当月便创办北京新闻编译社。同时，他在《申报》开设“北京特别通信”专栏，传递真实时局。

两年后，邵飘萍自立门户，独立创办《京报》。该报秉持“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”的办报初心，以报道时政、战局和评论为核心，揭露军阀统治乱象，坚定支持反帝反军阀斗争。

办报初期，条件非常艰苦。跟邵飘萍共事的潘公弼曾回忆：“自朝至暮，殆无休晷。”创刊仅一个月，《京报》日发行量便从300份增至4000份。

1919年，因公开抨击安福系北洋政府，《京报》遭查封，邵飘萍再次被迫东渡日本。次年，他归国重启《京报》，全力支持国民革命，大胆刊发《列宁特刊》等进步专题内容，传播新思想、新思潮。

复刊后，邵飘萍对《京报》做了全方位革新。他丰富附刊体系，随报附赠鲁迅的《莽原》、徐凌霄的《戏剧周刊》、石评梅的《妇女周刊》等附刊。遇到重大时政事件，报社紧急加出特刊、增刊。为保障时效，《京报》登出启事：“本报欲读者诸君先睹为快，特雇用脚踏车夫多人，分途速送，准于9点以前送到。”

一系列措施让《京报》日发行量迅速过万。汤修慧后来形容，改革后“京报日益发达，公声誉亦日隆”。营业情况向好，办公条件也不断改善。1921年至1925年，京报馆连续两次迁址，最终迁到现在的魏染胡同内。

“祖父不仅是坚守道义的新闻人，更是极具远见的报业开拓者。”在邵澄看来，邵飘萍当年的一系列革新，彻底盘活了近代民间报业的活力，也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探索出了全新路径。

办报之外，邵飘萍还牵头推动成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，并受聘担任导师。彼时的青年学子毛泽东、罗章龙、高君宇等都曾受其教诲。1936年，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县（今志丹县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采访时曾回忆：“在新闻学会里，我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……还有邵飘萍。特别是邵飘萍，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他在新闻学会担任讲师，同时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，有着炙热的理想和高尚的品格。”

最后一个生日

邵澄说，他从父亲口中听闻的家族往事寥寥无几，其中印象最深的，是祖父邵飘萍的最后一个生日。

1924年秋至1926年初，时局动荡，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，军阀混战加剧。这是邵飘萍职业生涯最繁忙凶险的时期。列宁、孙中山相继离世，《京报》均以大量版面报道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、介绍苏维埃制度，阐释孙中山革命思想，声援北伐。

1923年，《京报》推出关于马克思的纪念特刊。（视觉中国）

“据父亲回忆，那段时间，家里常常一连几日都见不到祖父的身影。”邵澄说。邵飘萍的挚友、知名政论家张季鸾也曾撰文追忆：“最后晤飘萍，为十四年（1925年）秋，颇讶其消瘦，于已知其过劳。”

1925年10月26日，《京报》正式迁入魏染胡同的新馆。当日是重阳节，邵飘萍的生日恰好刚过不久。在众人再三建议下，他答应举办一场生日宴。

邵飘萍素来酷爱京剧，经常看京剧老生名家马连良的演出，曾在《京报》撰文盛赞其“须生泰斗，独树一帜”。生日宴上，京报馆北房前的院落里临时搭起戏台，马连良等人演出开锣大戏《开山府》，讲述了明代忠臣邹应龙痛斥奸臣严嵩的故事。

“祖父一生恪守的‘铁肩担道义，辣手著文章’，正是出自遭严嵩迫害的明代谏臣杨继盛，其中心意，祖父自然心知肚明。”邵澄对《环球人物》记者说。

这场生日宴是邵飘萍难得的轻松时刻，却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个生日。

1926年4月18日，奉、直鲁联军进驻北京，张贴布告，宣称“凡宣传共产、鼓吹赤化，不分首从，一律处以死刑”。张作霖早已对秉笔直书的邵飘萍恨之入骨，蓄意除之。危急之中，邵飘萍将《京报》交由汤修慧主持，自己暂避于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。

4日后，邵飘萍写下《飘萍启事》，通篇用反语自白，表面细数自己五大“罪状”，实则逐条回击军阀强加的“赤化”罪名，批判军阀暴政、同情爱国学生、呼吁废除不平等条约。“祖父这篇风骨凛然的启事，彻底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。”邵澄说。

4月24日傍晚，邵飘萍遭人诱骗返回报馆，离开途中，在魏染胡同南口被抓。

邵澄带着记者来到报馆内南厢房东墙处，讲述了当年的惊险往事：“当时门外军警密布，为了营救祖父，祖母曾在凌晨时分翻越这堵墙，从旁边的胡同出逃，找好友求助。当得知祖父已经遇难时，她当场晕厥。为防止军阀对家人赶尽杀绝，父亲和叔叔当时都躲避于地处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内。”

“牛衣对泣”之情

邵飘萍遇难后，汤修慧苦苦支撑着《京报》，直至1937年7月28日北平沦陷前夕刊出最后一期。“祖母后来办报，经济压力极大，几乎是咬着牙熬过来的。如果不是北平沦陷，她可能还会继续撑下去。”邵澄感慨。

1912年，邵飘萍与汤修慧在浙江金华成婚。从那时起，汤修慧便成了邵飘萍最坚实的后盾。

仅仅一年之后，风波骤起，邵飘萍身陷牢狱。汤修慧倾尽家产，多方奔走将他保释出来。出狱后，邵飘萍为避祸东渡日本。京报馆旧址内，如今还展出着他当年在日本写给汤修慧的家书。

邵澄介绍，彼时汤修慧身染重病，写信向丈夫求助。怎知，邵飘萍在海外的日子异常拮据。他在回信中写道：“弟虽有余款六十元，然两月饭，至今又有旧欠，如何维持。夏衣均已当去，本月之粮何在？只有金戒两只尚在手中，然君之病，弟岂不急。”想来，那时他已是吃了上顿没下顿。可即便如此，邵飘萍还是一边安抚汤修慧“盖弟爱君，誓必自始至终，毋负君也”，一边积极筹措资金，决定变卖仅存的两枚金戒。

“信里祖父以‘弟’自称，称呼祖母为‘君’。其实祖父比祖母年长四岁，这样的称谓足以见祖母在他心中的分量。二人相敬如宾，感情非同一般。”邵澄说。

1918年6月13日，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，汤修慧写了几幅字，邀约邵飘萍提笔和作。“旧时文人逢年过节常吟诗酬和，放到现在北京话来讲，就是‘逗闷子’。”当时邵飘萍受托代管《甲寅》日刊数月，因与创办人政见不合最终分道扬镳，心中苦闷，便抄写杜甫《野望》一诗赠予妻子。文末他写道：“余以天涯飘泊方不胜身世之感，因录杜工部诗以进。垂笑为牛衣对泣否乎？”

“一句‘牛衣对泣’，是夫妻间的玩笑，也暗含危难之中彼此依靠的深情。”邵澄说。

2026年9月，邵澄在京报馆内为记者讲述祖父的故事。（本刊记者 陈佳莉/摄）

在邵澄看来，汤修慧深知丈夫所选之路凶险万分，却从未阻挠，始终默默支持。“祖母曾评价祖父一生保有‘革命的素质’。我理解，这里的革命是革新、求变，素质是本心与坚守。”邵澄解释，邵飘萍的一生始终与时俱进：从投身反清运动、参与旧民主主义革命，到历经五四运动的思想洗礼，逐步接纳无产阶级革命理念，一直在持续学习和斗争中不断迭代认知、升华信仰。

走出京报馆，重回魏染胡同，槐影依旧，巷子里是平淡的人间烟火。百年前报馆里的呐喊早已沉寂，但“铁肩辣手”的风骨始终没有远去。